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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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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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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期许-打破金融和产业垄断 期盼民资蓬勃发展  

2012-01-19 21:00:32|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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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讲话出发点是考虑到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到2003年为止基本上是规则形成的过程,也是规则取向这种意识形成的过程。2003年新政府上来以后到现在接近十年,是一个规则本身和规则取向意识遭到破坏的过程。上午张维迎教授讲到所谓的国家气质不能令人满意。我把它叫做执政风格。从经济制度角度看,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教授强调的“经济风格”。显然,上述两个阶段的经济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生了恶化。

    这个变化不是幸事,而是一个祸事,国进民退发生了,个人的权利受到了践踏,很多侵权行为发生了,今天上午到现在很多人讲到这些问题。我们要回到个人权利的本位,包括所谓的公共利益也可以从罗尔斯的契约主义视角引入,也就是说,在罗尔斯意义上的“无知之幕”或者布坎南意义上的“局部无知之幕”下从每个人本着各自的私人利益做出宪政选择推论出公共利益,比如国防方面,我们要求每个人有义务参军,各地需要警察服务等等,这些都可以从个人利益推论出来。所谓的公共利益在多元主义的社会里面,在宪政自由的框架下,就是个人利益的一种表现,是第二级次的、派生的个人利益。在一个社会里面,每个人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无论是政治、社会、经济、金融体制,都需要发挥其各种功能,我在这里就要强调怎么看待经济与金融体制,它怎么满足需求,发挥其功能。在政治、社会、经济、金融体制方面,实际上如果参照一下瑞士、美国、德国体制的话,你可以看到每一个领域都是辖区内公民个人和共同的自主治理,政府也是一样的,政治和行政,也要体现辖区内公民的个人和共同的自主治理。就是说,在这些国家,政府其实是民办的政府,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政府,是民办的政府。林肯提倡“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就是体现民办政府。

    接下来看看经济领域发生了什么。我们天则经济研究所今年的国企改革研究报告,结论很明确,国有企业是亏损的。2001-2009年,国企帐面利润很高,但是少支付、甚至未支付很多资源费用,包括土地租金和利息等等,而且它们还拿到很多国家补贴,所有这些加起来大于它的帐面利润。国有企业既然亏损,为什么还搞“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税收贡献在统计上比民营企业大,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大多数集中在行政垄断领域,它的定价是行政垄断定价,高定价,往往处在产业链的上端,所谓的国有企业税收贡献大,那是假象,因为它们以高定价向下游民营企业和消费者收取了很多的钱,包括内涵的税费。所以,“国有企业税收贡献大”的假象背后,主要是民营企业和消费者的税收贡献,这个本质特点我们一定要抓住。

    哈耶克是对的,他认为要区分两种垄断:一是“划地为牢的垄断”,也就是行政垄断,二是基于效率的垄断。后者是竞争的结果,充其量是短时间的垄断,即便是短时间的垄断,也存在潜在竞争对手的威胁。比如说苹果手机一出来的时候,它在本身所在的细分市场就形成短时间的垄断,但是由于它属于开放市场,很快就有了别家的产品跟进,这是基于效率的市场垄断和画地为牢的行政垄断之间巨大的差别。我们要反对的是行政垄断,怎么去反对,在此我提出新年期许之一,那就是国有企业需要从竞争性和盈利性领域退出。有人拿国家的“经济安全”来为国有企业辩护。那是一种幻觉。怎么能依赖事实上亏损的国有部门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大型的民营企业照样可以提供国家的“经济安全”,而且成本更低、收效更好。对国有部门要求的保障基础行业中的供给的任务,大型民营企业也能做到。大型民营企业能够产生吗?能。通过把这些大型国企民营化就能做到。

    目前政府对私人经济部门的管制比较严重。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现在中小企业划分标准里面还增加了对微型企业的划分。中国绝大多数的企业是中小微企业,绝大多数的中小微企业是民营企业,创造了最大部分的就业,它们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我们的经济体制给它们到底提供了什么空间呢?我们的中小微企业集中在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它们还涉略其他两个领域的投资,那就是股市和房地产,这两者一度比现在更为热门,股市现在由于是核准制,很多企业已经成熟可以上市,所以股市价格是上不去的,这不是说不好,而是很好,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资格要求是很透明的,你符合这个最低的资格要求以后,你就能够上市,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当然我们中国的核准制和国外的这种不一样,国外的像交易所,无论是会员制还是公司制,背后就是一套“核准制”。我是市场主体办的成员制或者公司制的交易所,我来确定你是不是可以上市,依据核准制。但是我们现在是证监会来核准。由交易所“核准”和证监会核准,两者存在明显的性质上的差别。前者是市场自治,后者是行政主导我们在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市场化。

    在很多大中城市,房地产现在采取限购,限制了购房资格,房地产的信贷受限制,提高了首付,最近房地产信贷利率往上又调了一次。民营企业投资的空间越来越窄,温州的民间金融危机就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的竞争性领域,比如电器,价格在往下走,同时由于劳动力成本,社会保障要求,以及环境污染处理要求提升,一系列成本,包括原料的资源的成本,都在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成本甚至可能出现倒剪刀差。东部很多民营企业要因此退出,或者通过产业升级解困,但产业升级也不容易。很多民营企业要退出或者转到其他产业,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民营企业投资渠道变窄,许多其他领域限制进入,这个问题目前更为凸显。缺乏一个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授能性的政策环境。

    第二个期许,就是希望政府推行一种竞争秩序,主要是放松管制,我们中国的“经济奇迹”的产生,和我们无形当中接近和建立了一种病态的、选择性的竞争秩序有关系,德国、美国是一样的,他们以普适性方式维护了这个竞争秩序。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的观点,政府要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这个竞争秩序的构成性原则包括比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连续性。这里面涉及到减少管制,以及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在金融领域,非常大的问题之一,是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对敲,在银行业国有商业银行占据准垄断地位。其主要的贷款又是放给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还放给大的国有投资项目。此外,中央银行通过行政手段控制利率,把利率控制得很低,主要资金由上述“国”字头企业或项目、或者地方政府接手,这样一种状态于国于民非常不利。我刚才讲到,国有企业总体上是亏损的,这就说明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和总体经济的质量也因此很糟糕,而且,鉴于存在“国进民退”,国民经济的结构和总体经济的质量趋向于恶化。

    上述金融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大力发展民营银行,用银行业核准制替代审批制,跨省区经营的银行由全国层面的银监会来核准,如果是省内的你就不需要到全国层面的银监会核准,到省里面的银监分局来核准。这是我的第三个期许。还有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来看,也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有银行要民营化,民营银行要大力发展。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根据今年上半年的计算,我们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里面,基础货币占比较少,银行存款货币创造较多,后者大约是前者的四倍,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占据准垄断地位,其在银行业中的存款货币创造也占准垄断地位。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创造对应着其主要对国字头企业和项目以及地方政府企业的信贷供给。而民营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主要是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商业银行私有化,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两者均可以使得货币供应的均匀分布得以实现,使得稀缺的信贷资金朝着资源利用效率更高的方向配置。

    第四个期许是利率市场化。今年全国金融会议刚结束,里面回避了利率市场化,茅于轼教授在天则所的内部会议上讲得很好,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只强调一个重点,那就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实际上金融也很重要。实体经济和金融两者都很重要。我们要不仅强调实体经济,而且要大力发展金融。此外,只强调实体经济,不减少管制,那是没有用的。民营企业是集中在这些传统的竞争性领域,很多其他领域没有向它们开放。利率市场化的意思就是不要对资金搞行政定价,由资金的供给者和需求者的供求互动来确定利率,真正的、内生的基准利率,金融市场本身就能产生基准性的市场利率,比如说LIBOR,也就是伦敦的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这种利率形成以后,中央银行可参照这个利率确定一个基准利率,作为市场主体的参照利率。这种基准利率不是中央银行行政裁量的结果。我国的SHIBOR,即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是比较市场化的,但是与LIBOR有一定的差距。上海的利率受到行政裁量而定的银行基准贷款利率和银行实际贷款利率并没有真正放开的影响。如果银行实际贷款利率是放开的,银行就不需要想方设法通过收取其他各种费用来变相提高贷款利率。让市场参照这种扭曲的央行自由裁量而定的基准性行政定价,那是倒施逆行,本末倒置,是不对的。存款利率也需要市场化,也是要由供求决定。尤其是在通货膨胀时期,更需要利用市场定价机制使得存款利率保持在正的水平。这里,需要引入存款保险制度,以取代政府对存款安全的隐性担保。

    最后,要做这些改革是不容易的,需要所谓的执政风格或者经济风格的改变,包括诚信文化的重归。这里面,诚信实际上最核心的,现在我国体制问题很多,实际上首先要求人人诚信对己对人。施波纳(Spooner)的小册子《自然法或正义科学》只有短短的17页,但是思想深邃,他推断,诚信是最基本的自然法之一,正义也是。正义原则是几乎所有的人类群落从孩提时就掌握的:比如不要偷、抢别人的东西,要给予别人其应得的一份。没有正义原则,就谈不上权利或者侵权。很多其他的价值或者道德规范都来自于自然法。我国政府要带头搞诚信,带头讲正义,有了这些,文化由此兴也,制度由此立也。

冯兴元,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新年期许》会议上的发言,2012年1月10日,北京紫玉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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