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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日志

 
 
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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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要靠市场解决而非全球集中管理  

2008-07-01 09:12:43|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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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流看法和趋势是要通过全球集中管理来应对气候变化。而非主流看法为单单靠全球集中管理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这里是我本人2008年6月24日在京讲话记录。其内容反映的是对一些非主流派学者看法的总结和对当前主流看法和趋势的担忧。如果大家感兴趣,请参阅我主持翻译的《全球公民社会气候变化报告》.我的讲稿可点击这里下载:


    冯兴元:先讲一讲围绕气候变化的一些事实,气候总是在变化当中,从人类历史当中有些时段气候是变冷的,有些是变暖的,变暖跟变冷跟基年的选择有关系,可以选50年前也可以选100年前,也可以选150年前,有时候就是不一样的。

    根据印度专家Barun Mitra的观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气候变化科学。这个观点我仅仅是用在这儿,是什么含义?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作为模型如果变量太多的话,要设置很多的参数和假设,假设、参数、变量太多,这个时候其结果就是黑匣子,就是说只有你做模型的人自己知道里边有什么问题,别人无论是几号专家,头号专家,超级专家,你都是不能去检查的,你没法检查。IPCC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科学机构?我今年3月份在纽约参加三百人的气候变化会议,我首先要说明,那些人都是市场派,这也不是说我就要盲目接受他们的观点。但只要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就要接受。这些人的看法是,IPCC不是一个科学机构,他们的政策建议是由政府代表撰写的,而且是政府之间持续谈判的折中的结果。刚才罗局长讲的是从科学角度,从专家的角度讲了很多,其中包括最后有一点评论IPCC的,一个是地理上的平衡,一个是政治上的平衡,这说明这是一个政治决策,不是科学决策,科学真理有的时候就在少数人手里,因为某些领域的专家就是一个,冯兴元就是民间金融专家,而你们在座的不是。

    毛寿龙:现在是民间气候专家。

    冯兴元:还有些问题,目前两大派别一大一小,但是总体上还是两大派别,一个是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全球的集中管理派,全球的计划经济是现在大的趋势,而且是很危险的趋势,还有一派尽管人数不多,是市场解决派,代表着人类的真正未来。由于只有这两派,除此之外其他人大多是外行,所以这两派加起来都是大派,尽管里边有一大一小。我的题目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解决途径是重要的,我坚持这个观点,而不是坚持政府解决法,依靠全球范围内的政府集中管理的话,你就死定了。下面有一些数字,我讲在对待气候变化时反对全球的集中管理模式并不等同于反对政府发挥作用,因为当你没有政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就需要你自己去维护自己的安全,这时候你自己就是政府,所以不可能没有政府。

    毛寿龙:气象卫星一般都是由政府发射的。

    冯兴元:或有一个我们需要澄清的,无论有没有气候变化的问题,全球,包括中国均关注能源效率的提高问题,市场也关注,政府也关注,跟气候变冷变暖、有没有变化没关系。环境污染的治理也是一样的,无论有没有气候变化,都要防治和处理。不要把它们与气候变化问题搅在一起。我们还要注意到气候变化里面现在已经形成一个环保俱乐部,是一个利益集团,包括IPCC每隔几年出一个报告的话,该委员会涉及大量的官员,可调动大量的咨询人员、政府官员出差,能搞到很多钱,支配很多资源,每个国家的环保部门和气候部门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是专家,你如果以后搞全球集中管理的话,每一个项目都要进行环保评估,单单气候评估就可赚老了。看来冯兴元以后就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如果气候变化是个问题,没有人反对应采取对策解决,不是说我们不要去采取对策,而是需要真正可行可取的,是有这个成本收益比的。我们是69日开会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国际政策网络主席Julian Morris做了报告,他提出一个观点就是所有所谓的气候影响都不过是现有的种种问题的延伸,这些问题都存在,如果你把这些问题的严重性都解决掉,先减少它的严重性,那么未来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就减少了,这个观念非常重要。就是说所谓的气候影响是种种当前问题的延伸,当前问题很多,环境方面的,或者是卫生、疾病、传染病、粮食这些问题当前都存在,很多人做出了气候影响评估,实际上就是说现在这些问题那些问题在将来很严重。但实际上如果你减少了现有的问题的严重性,那么以后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也陆续都减少了,这个是很重要的,看看1998年到2008年气候变化,实际上我们看到是在下降。这个图说明,二氧化碳在上升,气温在下降。刚才罗局长讲了1900年到2000年是一百年大概是上升0.6度,我这边的数据也是一样的。根据印度专家Mitra的资料,二氧化碳的排放情况,发达国家排放累积90%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二氧化碳,如果当今的二氧化碳量是个问题,那么富国负有主要责任。发展中国家不能禁止其人民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这个一会儿我会讲到,因为涉及到现有的京都议定书,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以后发展中国家就会有问题了。实际上中国30年经济奇迹的发生其中一大因素就是老百姓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冲动,贫困者不能为了富人的未来而牺牲自己当前的生活和幸福,这个等一下也会讲到。

    印度专家Mitra做了一个计算,就是说要减少排放是不可能的,2005年排放量总的是28193百万吨,如果到了2050年还保持这个排放量,这里面需要各国之间做出调整,付出很大的努力和成本,但是实际上结论是不可能做到减排。另外有各美国专家叫Howard  Hayden,他的结论跟我们一般科学家的观点还不一样,就是人类活动仅仅是对3.5%的二氧化碳排放负责,其中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来源是冷水,这里涉及两大恶手,一个是光合作用,一个是海洋。美国有一个著名物理学家在今年3月份的纽约300人气候变化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他说,人类活动最多提高0.5度的大气气温,他把大气气温变化的最重要原因归结到海洋盐度和粘度。

    罗勇:冷水的二氧化碳含量高,就像汽水一样,温度一高以后,像啤酒、汽水温度高了就冒泡,二氧化碳都跑出来了,所以海水温度一高,二氧化碳就排出来。

    冯兴元:海洋的盐度有差别的话,也会把水里面的二氧化碳往下压或者往上翻,把二氧化碳储藏在大洋或者排放到大气里面。

    毛寿龙:就像藏着好多干冰,天气一热就释放出来。

    冯兴元:这位科学家的名字我忘了,他得出的结论可能也是大致估计,如果用模型计算的话,参数和变量太多,不确定性太大,他认为最高也就是提高0.5度。当前主导着整个气候变化政策的是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这些说法包括:除非采取强烈和紧急的措施,否则灾难性气候变化将会使人类灭绝,这个和IPCC的观点是一样的,全球气温绝对不能比19世纪中叶高出2摄氏度,否则可能带来气候变暖产生恶性循环,并导致恶性干旱、疾病、文艺、饥荒、洪水和其他的灾害,如果适度的升温的话对人类的健康是有益的。总体上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专家,至少是听说过或者是认为气候是在升温,刚才有一个图,就是98年到2008年有一个图,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但是温度在下降,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但这是权威数据。我在此只是总体上概括一下我的一些证据。

    毛寿龙:非主流的观点。

    冯兴元:京都议定书咱们是知道的,刚才罗局长也说了。它的实质我归纳一下,还有一些理论上的结论。一个是推行全球范围内的集中管理体制,而且第二步在集中管理体制下进行了允许排放权的配额交易,我们再回头看看理论,负外部性的理论基础,外部性包括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这是经济学的内容。我们传统的做法就是怎么解决负外部性问题,就是对经济主体的活动,对外部产生负面影响,负面影响是怎么对待的,传统的做法一个是简单的关闭工厂或者禁止生产。第二个是配额制,刚才讲的京都议定书就是配额制。第三是许可制,实际上现在做的关闭“五小”的政策,与此有关。我们国家的“五小”,指的是很多小企业,如小煤矿,或者小炼焦等,国家政策是都要关上,规模大的国家许可,小的就禁止了,这个政策跟前面讲的一些负外部性治理方法是对着的。还有一种传统的方法就是庇古税,即用内部的方法征税,正好使负外部效应内部化,这是一些传统的做法。这四个做法我们中国都在用,再外加上我们刚才讲的京都议定书的排放配额交易做法。但这种配方配额交易法跟科斯定理是不一样的,科斯定理是说,当经济主体之间存在外部性,如果交易成本等于零你可以理解为差不多等于零、非常低,市场主体之间进行自行谈判和交换就行了,自己谈判解决,不论产权最初的归属属于谁。比如说工厂排放,我这边有庄稼是农民的,你排放到我这里来,传统的做法就是,如果农地产权属于我这位农民,我就可以起诉你,我告诉政府,由政府把你关上。。但是按照科斯定理的话,就是政府不要管,你们两者之间谈判就能解决,只要交易费用非常低,趋近于零。

    毛寿龙:如果我吸烟排放。

    冯兴元: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农民可能允许你继续生产,但是要求你增加一个减少排放的设施,然而既然还有一点排放,农民可能要求拿到一点补偿,两者更满意。两者的福利比之于单纯关闭工厂更大。

    郑旭光:就是看权利在谁手里面。

    冯兴元:跟刚才讲的京都议定书的实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在科斯定理下是没有集中管理体制的框架的,是自由的谈判来解决到底排放多少的问题,京都议定书是先框定集中管理体制,然后是这些配额进行交易,这是不一样的。而且这里边涉及巨大的交易费用,而且很多现在的中间商就拿其中一块来挣钱,挣咨询费,比如说在中国做一个项目减少排放,把减少排放的额度卖给发达国家,当中其中也有很多欺诈行为。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演化经济学的角度,人是有适应能力的,经济是演化的过程,技术进步也是一个演化的过程,涉及到创新,在生物学里面,演化经济学里面对应的就是变异,学习是一种模仿,适应这个词本身也是从生物学里边来的。

京都议定书本身也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实际上限制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我们中国最讲究的发展权。为什么?总的要求排放量就要下降,发达国家规定2008-2012年第一阶段在90年基础上减少5%,如果是第二阶段,像罗局长讲的2012年,从那时候开始,我估计如果真要推出一个新的协定书的话,发展中国家可能有一些具体指标了。但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高增长经济和大经济体,让他们减少排放那是不可能的。

    另外由于是政府集中管理体制,实际上限制了技术创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薄的塑料袋禁止的事情,薄的塑料袋在政府、法学家的脑子里面就是低强度的,很容易破的,里边装不进一百公斤东西的,但是实际上科学的技术进步是无限的,薄的塑料袋也可以是韧度大、强度大的,也是可以装很重的东西的。由于政府一下子全部禁止了,发展这方面的薄塑料袋的动力就没有了,气候变化也是一样的,很多发展限制住了,相应的技术进步也会被限制住。对于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有一些人做了一些计算到底要多少成本,执行京都议定书因为要降低排放,执行京都议定书的成本据估计每年至少一千亿美元。如果所有签字国能够严格遵守协议内容到2100年,京都议定书能够帮助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的全球变暖时间延缓6年。这意味着政府集中管理和大规模减排投入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有一个爆发的时点,这个时点一过,整个人类就是灾难了,如果未来有这样一个局面的话,他们京都议定书的这种减排做法最多也就是延缓了这个时点的爆发,也就是6年或者几年。所以,通过政府的集中管理,全球的集中管理这种治理框架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延缓6年,那干吗掏这么多钱呢?如果一年全球要掏一千亿美元,如果这个钱投入到便利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技术创新的话,那结果又会是怎么样呢?这是很大的成本收益的对比。气候变化问题无疑需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来解决。

根据印度专家Mitra的资料,全球排放量在剧增这是一个事实,97年以来各国的排放量急剧上升,尤其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中国和印度,连速度稍微迟缓一点的国家,像美国、澳大利亚也是在此列,其排放量也是比较迅速的。还有正式批准京都议定书大多数国家的排放量也在上升,像加拿大、日本和欧盟,这些国家若要大幅度限制排放量,要花费巨大的成本,所以这个成本巨大,这就是他们的成本计算,与IPCC系统和一些国家的环保气候部门计算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一些经济学家计算的减排成本非常巨大。另外一个机构估算出来不是需要每年一千亿美元的减排投入,而是一千亿到一万亿美元,每年要花这么多钱,而且只能是推迟几年灾难的爆发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既没有解决问题,同时我们连立足之处都没有了所以,不能靠政府解决,这一结论还是很明确的。

    根据Weaver et 等的观点,即便你按照京都议定书去做减排,如果有这种危难的前景的话,也是解决不了真正问题的,你还要采取其他措施。比如说从空气中直接提取二氧化碳,还要把它隔离起来,不能把它放走了,提取出来放走了也不行,这也要求付出高昂的代价,很多很大的成本。

    毛寿龙:用低成本把二氧化碳提取出来,都做干冰了。

    冯兴元:我们这些数据在《全球气候变化报告》里面有。商务印书馆出了一本书,叫《制度经济学》,这本书非常好,我看了两三遍,把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研究制度。在我们报告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就是其中一位作者写的,他叫Kasper, 这位经济学家做了分析,巨额的减排成本要从全球长期经济增长角度来说。我在这里需要补充,计算成本需要“一进一出”的计算概念,全球的政府,大大小小一千亿美元一年,这是付出,然后你牺牲的税收收入和百姓的收入和发展机会,这“一进一出”是不得了的。所以我们做事情不是说花多少钱,还要问减少了多少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和经济机会?增加了多少失业?至少我个人是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的。西方的政治家与官员现在正在逐项推行种种管制来拯救地球,实际上害了地球,因为没有进行有效性和成本分析。Kasper讲,能源使用者也在承担高昂的征收成份,税收用在大量的补贴以及政府比较偏重的解决方案,刚才已经讲了,这些解决方案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这些气候管制法规和京都议定书是一样的,就是挡住了很多人通往财富创造的康庄大道。

下面有很重要的三个对策,实际上涉及到一些现行得很好的结论证据。

    一个是要依靠市场主体的适应能力。第二个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全球人员GDP和人口平均寿命的正相关,大家可以看以下这张图,GDP提高以后寿命上去更多,这个图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解决很多问题,因为气候变化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人的寿命会降低,但是当经济发展上去的时候,你就有钱去买电风扇,买空调,你也可以搬家,你也可以造堤坝,像荷兰一样的就不怕洪水了,很多问题是靠钱解决的,现在全球集中管理办法把钱抽走了政府用,你没得用,也没有手段创造财富,你就死定了。第三个就是要靠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和适应能力是有关的,市场主体允许发挥适应能力的时候,结果就是技术创新。这个是英国的国际政策网络的一些说法,我们到2007年全球才把每年的儿童跟婴儿的死亡人数减少到一千万人以下,当时我看这份材料的时候很吃惊,一年要死这么多婴儿,我查了一下确实是这个数字。人类回应的手段一个是用清洁水、卫生防疫要做好,使用清洁能源,防止疟疾和艾滋病,刚才罗局长是从经济损失的角度,我们这个报告里面实际上结论就是全球的灾难数字在增加,但是死亡人数远远减少。

    冯兴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发达国家就是因为条件好。

    郑旭光:跟统计的标准也有关系。

    冯兴元:然后就是洪灾和大降水量,上次会议上茅于轼先生做了判断。你这么怕冰川化解,北冰洋搬到我们亚洲来?实际上如果你花钱去修一条堤坝,很多都花不了多少钱,一些问题就解决了。人是适应性的动物,像风扇、空调改变建筑结构,还有谷物损失、干旱等等,一些市场派的机构建议是用转基因食品,我个人是怕这些东西的,但是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也不反对。我个人支持标签法,但是我的英国朋友Julian Morris认为标签法成本很大,可能通过品牌农业更好。能源方面据说对清洁的能源是核能。至于生物种类的变化,减少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实际上有一些是需要改善激励机制,促进可持续的管理。比如印度专家Mitra参与中国的中国虎繁殖项目。需要利用虎来养虎。也就是引入市场机制。

    最后一点就讲技术进步的贡献,包括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由于政府管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通过企业和市场解决,通过民众和社会来解决,最终要靠技术进步,包括新能源的竞争,需要能源竞争而不是能源补贴,你补贴了这个能源,其他新的能源就发展不起来,实际上最好让各种能源去竞争,不要去补贴。另外很多新的能源不是政府做出来的,还是靠市场主体,我们中石化、中石油这些国有企业能搞出新能源来吗?不可能的。另外只有这样,让市场去起作用,那么生产和发展的可能性边界就不断的向外拓展,以前马尔萨斯的悲观的人口危机预言一直就没实现,现在资源瓶颈这么严重,短期内这么严重,但是实际上还是需要技术去解决,而且70年代的罗马俱乐部写了一个报告就叫《增长的极限》,根本就实现不了,他们太悲观了,因为技术进步,人类不断的克服资源瓶颈,资源的稀缺性尽管很高,永远存在,但是不断的被克服,“增长的极限”本身有的话,也是不断的推延,所以永远就没有极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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