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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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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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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国企改革经验:公司化和民营化  

2008-03-14 12:38:4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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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国家,有着一些国家主义的传统。德国人对自身的文官制度比较信任,对官府和官员很为尊重。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有关官僚和科层的论著就反映了这一点.韦伯式的官僚预设了一种“仁慈政府”。而对于宪政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及其同仁来说,“仁慈政府”的假设是无法立足的。其推断的依据是,同样一个人,他在经济市场上是自利取向的,怎么等他到了政治市场,当上了政府官员,就忽然都变为大公无私了呢?显然,“仁慈政府”的逻辑经不起宪政经济学家们的推敲。
     德国有着一些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确切地说,它们是公有企业和公有银行。公有企业比如包括德国的电信公司,德国邮政公司,地方的公用事业企业,市镇一级的储蓄银行,作为储蓄银行上级机构的州立银行,以及作为政策性银行的复兴信贷银行,等等。1995年,德国电信公司属于国有控股公司,到1996年实现进一步民营化,变为上市公司,在纽约、东京、法兰克福三地同时上市,出售26%的股份,集资额达207亿马克,约137亿美元。
     德国人的对官府和官员的信任和尊敬与官员和公众对滥用公权的忌讳并不矛盾。德国人喜欢做事认真,井井有条,秩序观念强。德国著名的弗莱堡学派也称秩序自由主义学派,是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当时其代表人物欧肯与其同仁一起,在纳粹的眼皮底下研究战后德国的经济秩序。1937年欧肯与其同仁创刊《经济的秩序》,1948年又改版为著名的《秩序年鉴》。弗莱堡学派的一个最坚定的信念就是无论是公权还是私权,均不得滥用。也就是说,政府的权力属于公权,私人企业的市场权力属于私权。两者均不得滥用。
      德国国有企业虽然本着公益的名义而运作,但属于公权运作的领域,但又属于私法管辖领域。国有企业由于其产权主体缺位,有其固有的弊端。因此,德国政府对全国性国有企业的治理办法就是公司化和民营化。德国邮政公司是公司化的结果,德国电信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是最终民营化的结果。至于1989年两德统一以来东德地区的转型,联邦德国政府更是采取一刀切的做法,把所有能够出售的东德国有企业卖了个精光。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经济哲学基础就是上述弗莱堡学派的思想,其核心是国家必须建立和维护一个竞争秩序。而要达致这一目的,需要做到币值稳定、市场开放、私人产权、契约自由、个人和企业为自身的投入和行为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前后一致性。与此相应,德国在1957年出台了反垄断法,也就是《反限制竞争法》。该法并没有为公有企业或者垄断企业留下任何例外待遇空间。另外,德国地方公用事业原则上是向私人部门开放的。在该领域,既有私人企业,也有公有企业。德国的政策性银行因其承担政策性融资职能,属于例外,但它也需要以市场条件从国内外资本市场融入资金,并以市场条件或略低于市场条件融出资金,至少要做到不赔本。此外,德国的储蓄银行及州立银行,虽然是公有性质,但其运作按照市场条件进行,服从银行审慎监管原则,接受出资人,州政府,银行,存款人等的多重监管。更有甚者,这些州和地方公有银行的存在,对于德国人是一种文化传统,而不单纯是市场机构的。即便如此,欧洲委员会认定德国这些公有银行的运作因其政府全资背景,属于反竞争操作。可见,整个欧盟对公有企业(银行)心存芥蒂。
    德国所有公有企业和银行,都是依法产生、变更、运作和终止。行政部门并没有随意增减公有企业的权力。更有甚者,东德地区转型时,前民主德国政府首先自行成立了托管局,后来两德统一之后,联邦德国沿用了这一机构,并且限定在数年内完成的民营化。一些企业甚至当作“1马克企业”被廉价卖掉(其条件是买主提供改造计划并承诺保证一定时限的就业)。就其原由,一个重要考虑可能是东德地区的大量公有企业设备老化,市场开放之后缺乏竞争力,难以维持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这种情况下,长痛不如短痛,索性私有化了事。当然,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也是难免的。很多企业廉价卖掉也是事实。几年前笔者访问东德转型企业,许多出资者在买入这些东德企业之后,直到目前为止也不敢对外介绍当时的出价和雇员安排情况。企业家的行为是理性的。越划算越好。政府何尝不是理性的?出脱了手中的包袱了事。但是,如果出价低或者雇员安排不好是个问题,那么政府倒是要负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出资的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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