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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日志

 
 
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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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秩序与制度变迁的新分析框架--从生活中的自发秩序谈起  

2007-03-26 20:56:47|  分类: 制度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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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论

混沌(chao)之中可以产生秩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遇到许多有关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现象,而且许多自发秩序体现了一种效率特征和自治特征。比如,银行存取款排队就是一种自发秩序:排队者根据其自身的(时间)成本与收益计算选择队列。若干窗口之前的排队者数量大致相同,不需要有人统一调度安排。城市里百货零售点在非垄断条件下的布局是一种自发秩序:零售商根据其自身的成本收益计算设立零售点或通过购并退出改变布局,零售点的密度既不大也不小,不需要有高高在上的官僚统筹安排其设点区位。各地信贷机构业务点的布局在放松金融管制条件下是一种自发秩序,信贷机构根据其自身的成本收益计算设立其分支机构或通过购并退出改变布局,这样信贷机构业务点的密度也会既不大也不小,不需要央行审批限定每一个地方的信贷机构业务点数量。如果石油产业和加油站市场是自由进入的,加油站的布局也会是一种自发秩序,经济主体会根据自身的成本收益计算设立或者撤销加油站,其密度也会既不大也不小。政府部门在这里也没有决定加油站分布的必要。

     哈耶克素有“知识贵族”之称,一生著述浩繁,思想博大精深。其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上述自发秩序概念(哈耶克,2000a)。有必要体会一下哈耶克到底是怎么看自发秩序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底与自发秩序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和意蕴。我们将在分析当中发展和修正哈耶克的秩序理论以及林毅夫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提出新的秩序和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并初步分析其意蕴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概念蕴含了系统论和进化论的思想。根据哈耶克的看法,自发秩序是指系统内部自组织产生的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这里,哈耶克的原话是:produc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Hayek, 1973。由此,可以将自发秩序区别于“自然秩序”。比如说大多数道德规则和习俗规则是自发演化而来,非人为设计的,属于自发秩序;英国的普通法源自大量法官判例,也是自发演化而来,非人为设计的,也属于自发秩序。天体运动则属于后者,完全不受人的干预活动之影响。

对于哈耶克,与自发秩序相对的尤其是建构秩序(constructed order)概念。建构秩序是指系统外强加的秩序,是一种计划秩序(哈耶克,2000a;帕普克,2001)。就经济体制而言,供求价格与数量由无数供求主体自发互动决定的竞争性市场就是一种自发秩序,而计划者高高在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种建构秩序。

  自发秩序并不旨在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是一种抽象而非具体的秩序,人们只能经由对不同要素之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的探索而从心智上对它加以重构(哈耶克,2000a)。究其原因,一个自发秩序的演化生成基于许多人的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与合作,因为许多知识都是分散知识(dispersedknowledge)或者说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即特定人所发现和掌握的、分散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的知识。它也是许多人的本能行为和理性行为以及许多理性不及因素互动的产物。

    建构秩序往往是具体的秩序,是刻意创造出来的,服务于该秩序创造者的目的(哈耶克,2000a)。哈耶克所谈的建构秩序在总体上暗指整体主义的建构秩序。这种建构建构需要一种预设,即存在一位全知全能的建构者或者计划者。而全知全能从知识论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整体建构论者从此预设出发,往往未加利用人类的知识分工与合作潜能,从而使其所建构形同空中楼阁,墙上芦苇。从此预设出发,整体建构者往往顺理成章地肆意干预经济过程和社会生活。整体建构秩序往往可能是低效率的,因为它不能利用知识分工和合作,不允许制度竞争。哈耶克认为竞争可“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程序”。按此,人们本来可以借助制度竞争发现更好的制度。建构秩序的可能是反人性的,因为它限制了人的机会选择集,扼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由此可见,之所以要区分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是因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秩序安排往往对应着不同程度的效率、不同大小的私人自主空间,不同类型的个人与社群关系,不同方式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界。从经济领域这一狭窄系统看,不同类型的秩序安排关系到组织成本、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根据张五常的观点,所谓的市场缺陷要么是产权不清的结果,要么是交易成本影响的结果(张五常,200012)。通过选择适当类型的秩序安排,可以明晰产权,减少交易成本,从而提高经济效率。市场秩序与计划秩序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竞争,最终优胜劣汰的规律使得计划秩序作为低效率的制度被淘汰出局,而市场秩序则适者生存,为人类所广泛接受。从政治-经济-社会系统这一大系统来看,选择适当类型的秩序,小则关系到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大则关系到一国兴衰、全民福祉。

 

从哈耶克的两分秩序观转向三分秩序新论

 

    哈耶克比较注重自发秩序,因为它往往与自由兼容。对于建构秩序,出于对其侵害个人自由的担忧,哈耶克一般持较为低调消极的态度。这并不意味着哈耶克反对所有建构秩序。其实,哈耶克不一概而论地反对波普尔意义上的零星社会工程(哈耶克,1999;帕普克主编,2001),也就是零星的局部建构。他也与波普尔一样强调应该允许不断试错,通过试错改进事物而逼近真理(哈耶克,2000b)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自发秩序都是与自由兼容的可欲秩序。比如黑社会的秩序一般也是自发秩序,它是众多黑道群体和黑道人物互动较量(如火并)的结果,但与自由不兼容。即使黑社会本身可能有着内部效率,但是它会打乱整个国家的正式制度,从而使之不能实现应有的制度绩效。因此,黑社会秩序在法治社会所不容。

    也并非所有的建构秩序都是与自由不兼容的不可欲秩序。哈耶克自己就曾提出著名的“两院制(Zwei-Kammer-System)”宪政改革,设想把西方现行议会的权力分摊到“立法院(立法会议)”和“政务院(政府会议)”两院,使得两者形成权力制衡关系,前者负责从中长期角度制定一般规则,后者负责传统议会中的行政任务,包括政府和官僚机构的选举和监督,批准政府预算和整体税收加征率(帕普克主编,2001)。就整个宪制秩序来说,哈耶克的宪政改革属于一种局部建构。另外,哈耶克的两院制“建构”与自由兼容,它还允许两院中不同的个体之间的知识分工,而这些知识又大量来源于全体人民。

    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之外还存在混合型秩序,可以说两者只是一个连续光谱的两个端点。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属于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不是指所涉及的事物是“理想”或最优的,而是指该种事物类型中包含了事物的一组典型的、纯粹的构成因素,从而使得这种类型或者形式本身是理想的、纯粹的。而事物本身可以是合乎理性的,也可以是不合乎理性的。也就是说,韦伯的理想类型概念不含价值判断,只含内容描述(韦伯,1998)。这一概念的功能在于便于分析。

混合秩序类型是部分自发、部分建构的秩序类型。可以对混合秩序类型作进一步的区分:(1)存在着同一时段内部分自发、局部建构的秩序类型;(2)存在着在一个时段主要是自发建构、另一个时段主要是局部建构的秩序类型;(3)其他类型。再进一步观察,既然自发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而非计划设计的产物,它的纯粹形式就成为众多个体各自的自发行为及其互动的产物。比如自发产生和发展的市场体系是一种自发秩序。但是,一个市场体系中的无数企业和家户作为“组织”,既可以是分散的自发行为单位,也可以是局部建构单位。比如某种补充性市场制度的建构对于一个市场体系是可能的(如电子结算系统的植入)。因此,自发秩序本身并不绝对排斥局部建构,而且可以纳入众多局部建构为基础。从形态学角度看,含有局部建构的秩序总体上仍然会是一种自发秩序。但是不含局部建构的自发秩序也应该会存在,在其中个体之间纯粹互动形成秩序,不含设计局部秩序的成分,正如上述自发产生和发展的市场体系就是如此。因此,广义的自发秩序包含纯粹的自发秩序和混合秩序即局部建构的秩序。

正因如此,我们可以把含有局部建构的秩序从广义的自发秩序(包含纯粹的自发秩序和混合秩序即局部建构的秩序)中独立出来,称之为“局部建构秩序”,从而区分三类秩序:自发秩序,局部建构秩序,以及整体建构秩序。由此进一步发展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两分观,形成我们自己的三分秩序新论。

 

新旧秩序理论中制度演化与建构的空间

 

在对理性建构的批评中,哈耶克其实并不排斥理性建构的好处,而是更加强调理性建构缺陷的害处。对理性建构缺陷的关注是哈耶克诸多著作中永恒的内容。即便哈耶克不一概而论地反对局部建构,其诸多著作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政府干预侵蚀个人自由的担忧。与之遥想呼应,哈耶克的同道波普尔也担忧其零星社会工程观即局部建构观会被一些建构主义者(如集权主义者,社会福利主义者)滥用来限制和扼杀人的选择自由(多林,19996)。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实际情况在我国也不少见。大量行政审批制度就是局部建构秩序。行政审批的特点就是计划者只能利用自身的有限知识,而未加利用分散在大量经济主体当中众多的分散知识(dispersed knowledge)和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从其全知全能预设出发,远远脱离经济主体的现实环境,而通过简单任意的批准或者不批准来干预经济主体的选择过程。其结果是限制了企业的行为空间和机会集,扼杀了经济主体的选择自由,最终影响了个体经济和整体经济的效率。因此,人们在不得不作一些局部建构(如局部制度设计或者机制设计)时仍要注重扬局部建构之所长,避局部建构之所短。对于行政审批,仍要大力改革。要用核准制、备案制、“废除审批制”来挤出大量审批制。

    与不一概而论反对零星建构相反,哈耶克反对整体主义的建构主义,即反对整体建构和整体建构秩序。哈耶克最锐利的批判武器是他的知识论。他的矛头直指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整体主义的建构主义之体现。它与个人自由不兼容,以计划者即建构者的全知全能为预设,以计划者个人的偏好来替代和“代表”社会偏好,排斥对众多分散知识和局部知识的利用。在这种建构秩序中,计划者以上述预设为出发点,对经济过程与社会生活施加肆意干预,而这种干预使得自发的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从而又会为下一步干预制造借口,最终形成不断上升的干预螺旋,扼杀个人的选择自由。

 

自由兼容性和知识分工作为评判秩序绩效的标准

 

从上述分析可见,哈耶克区分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主要是出于其建立一种与自由兼容的秩序的主张和对政府干预的担忧。哈耶克对自发秩序、建构秩序和各种局部建构的实际评判标准,主要是自由兼容性标准和知识分工标准。这两种标准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整个奥地利学派采取方法论个体主义分析方法一脉相承的:社会现象需要还原到个体行为的层面来解释。哈耶克所探究的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产生一个自由的基本规则秩序--也就是“Die Verfassung der Freiheit(“自由的宪制”,或译“自由宪章”或“自由构成原理”)—以及一个自由的社会。哈耶克的论证在此实际上采取是一种行为-结构-绩效范式:从个体的行为出发分析结构,从结构看绩效。

自由兼容性不是指在现有规则下的选择不触犯某一人或者某一群体的“自由”(这种“自由”可能是特权者的“自由”),而是涉及到所有人的基本自由,也就是哈耶克所言“法治下的普遍自由”。对规则的取舍评判涉及到这项规则是否合乎“法治下的普遍自由”。由此形成的秩序,必然是一种分权的复杂秩序,在此不存在一个柏拉图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哲学王”可以统辖一切,而是需要个体之间广泛大量的知识分工与合作。

自由兼容性标准和知识分工标准两者中,自有兼容性尤其重要。有了前者,后者也容易满足和实现。而且,自由兼容性标准是克服自发秩序和局部建构秩序朝着一种可能的“低水平制度陷阱”发展的必要前提。在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论证中,由于其隐含了自由兼容性标准,自发秩序可以确保一种进化的势态。而制度演化本身在不纳入自由兼容性考虑维度时则既可能出现制度进化或者退化两种结果。正因如此,自由兼容性标准至关重要。

而根据自由兼容性标准和知识分工标准,哈耶克所指的整体建构秩序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其关键是不能解决信息加总问题,知识分工问题以及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社会维护不了个人自由,那就不可能是一个和谐社会。

这里的分析对哈耶克的建构秩序进行了解构,区分了其中的局部建构秩序和整体建构秩序。因此,这一分析无疑适用于哈耶克的两分秩序观和我们提出的三分秩序新论。

 

规则系统本身也要求是一种自发秩序或者局部建构秩序

 

对于哈耶克来说,为了维护“法治下的普遍自由”,规则系统本身也是要演化而成的,也要在总体上属于一种自发秩序,而不是一种整体建构秩序。规则系统的自发秩序也要源于规则的不断试错和演化以及波普尔“零星社会工程”意义上的“零星建构”或“局部建构”。最合乎这种规则乃至宪政发生和成长方式的无疑就是普通法体系。从这里可以推断哈耶克属于“普通法宪政主义者”。

哈耶克这种普通法宪政主义的规则演化论逻辑理路不同于罗尔斯和布坎南的一次成型式规则产生观。后两者寄希望于一种“无知之幕”或者“局部无知之幕”背后的一次性规则选择。罗尔斯认为,人们可以在原始状态中在一种“无知之幕”背后选择规则,以保障所有人的自由。这种“无知之幕”是指,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在选择规则的层面上,对自己将来在所选择规则下所处特定位置是无知的(罗尔斯)。布坎南则使得自己的契约主义观更具现实色彩:由于原始状态属于画饼,难以充饥,人们可以近似模拟“无知之幕”,至少在限定的条件下受选择背景所迫而采取一种近似于处在“无知之幕”下的立场,也就是“局部无知之幕”下的立场。

 

哈耶克秩序观基础上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之重塑:一种三分制度变迁理论的提出

 

林毅夫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 (inducedinstitutional change)和“强制性制度变迁”(imposed institutionalchange)两分法制度变迁分析框架。“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 它由个人或一群 (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林毅夫,1996)。 “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从其定义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应于制度的演化,“强制性制度变迁”对应于制度的建构。

从总体看,“诱致性制度变迁”对应于“自发秩序”,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应于“建构秩序”。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内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哈耶克的秩序观有着质的差别。前者以制度均衡作为制度变迁的终点,后者则以制度变迁的非均衡论、秩序演化论和非终极论为出发点。前者往往有着确定的目标,后者的目标是不确定的,而且目标本身也是在不断演化当中。此外,前者采纳的是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后者则采用行为-结构-绩效范式。与此相应,前者没有纳入知识和自由的维度,后者则从维护个人自由和自由宪制出发,自然而然要纳入这两个维度。最后,对林毅夫制度变迁分析框架还需要提出一个根本性的批评:“强制性制度变迁”定义了制度变迁是政府或者外部强制的,这里错误地隐含了政府或者外部力量成为自变量或者外生变量性质的动力源。但实际情况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不排除精英主义意义上的政府或者外部精英对制度变迁的强制(我们称之为“纯粹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但更多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能是被各种社会力量、政府或者外部力量中的内部竞争因素或者这些政府或者外部力量实际困境所迫其所然的(我们称之为“混合型制度变迁”或者“表象意义上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就是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强制主体本身很可能被系统内的一些力量或者因素所“强制”。这说明,“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概念本身很成问题。当然,我们不妨把林毅夫意义上“强制性制度变迁”看作为广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中包括“纯粹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混合型制度变迁”或者“表象意义上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可以推断,与上述有关自发秩序和建构秩序的分析类似,林毅夫意义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两类制度变迁也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还存在许多混合类型,其中包括许多部分强制部分诱致的制度变迁类型,或者此时强制彼时诱致的制度变迁类型。

而且,“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仍然可以区分这种一种“整体建构型的制度变迁”以及“局部建构型的制度变迁”。至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我们可以相应地改称之为“自发性制度变迁”。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一种包括三种制度变迁类型的新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这三种制度变迁类型为:自发性制度变迁,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以及整体建构性制度变迁。而且,我们纳入哈耶克的秩序和制度的动态演化论视角,使得新的制度变迁分析框架成为一种制度变迁的动态演化理论分析框架

 

新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下仍要以自由兼容性和知识分工作为制度变迁的绩效评判标准

 

有必要对新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框架内的“自发性制度变迁”,“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和“整体建构性制度变迁”三种类型进行总体上的绩效评判。评判所采纳的范式仍然应该是行为-结构-绩效范式,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自发性制度变迁最能利用知识分工,而且如果奉行自由兼容性标准,则能确保自发性制度变迁的一种制度演进方向。如果不前后一致地奉行自由兼容性标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定的,这时制度既可能演进,也可能退化。

与自发性制度变迁的情况一致,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也要符合自由兼容性标准和知识分工标准,才能确保制度变迁的演进方向。

在自发性制度变迁和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中,在遵循上述两项标准的前提下,制度变迁均将出现试错、演进的态势。但是,不会有绝对确定的目标,因为目标本身也是演化的。这与波普尔的真理观一致:人们可以通过试错不断逼近真理,但是不可能把握一种“绝对真理”或者“客观真理”。在上述两类制度变迁中,如若不奉行上述两项标准,则不能确保制度的演进势态,而且不排除制度退化结果。因此,我们要坚持自发性制度变迁和局部建构性制度变迁的自由兼容性和知识分工标准。

至于整体建构性制度变迁,由于其无法利用知识分工、以整体建构者个体的偏好取代个人的偏好,与自由不兼容,注定是有知识缺陷和人性缺陷,而且不能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我们有必要从一开头就杜绝之。

 

结语

 

正如诺思所言,制度变迁往往有着“路径依赖”和“锁定”。在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程中,把自由兼容性标准和知识分工标准提升为自由兼容原则和知识分工原则,将有助于我们打破“路径依赖”和“锁定”,走出低水平制度陷阱。唯有如此,道路虽是曲折的,前途却是光明的。唯有如此,和谐社会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2007年初春于耶鲁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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