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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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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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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哈耶克的税制效率与公平观 (一)  

2007-02-16 01:13:50|  分类: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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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哈耶克主张坚持税制的经济效率原则(即税制设计的中性原则),由此对累进税和一个税制的整体税收累进问题持否定态度,并肯定了比例税的优点。他的税制公平原则有别于一般财政学教科书中的纳税能力原则,哈耶克强调:(1) 最低收入群体作为少数应得到一些救济,其形式是一种比例较低的征税;(2)高收入群体作为另一种少数群体,多数不应当有权对之强加歧视性的税收负担;(3)征税总额应当多高一般由多数决定,它也因此应该最大程度地承受这一税收负担。归根结底,哈耶克的税制效率和公平原则实质上反映了他一贯遵奉的个人自由原则,它又是其“自由秩序”构成原则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从个人自由原则也可以推导出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自由原则。哈耶克提出了一种较好地解决整体税收累进问题的构想,事实上赞成一种轻度的整体税收累进,但主要一方面是为了顾全对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需要,另一方面维护包括富人在内的少数群体的正当利益(社会公正)。哈耶克所阐明的税收原则本身对于我们国家如何通过税制改革真正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可以引伸出,一个良好的税制应保障每笔净收入的相对结构不发生扭曲,也就是保障正向激励机制的正常运作,鼓励人们力争成为一种富人俱乐部的成员。

一.      引言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 A. von Hayek) 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20世纪经济学界的一个中心人物和奥地利学派的最主要代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卷2609),是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之一。他对税制效率和公平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宏篇巨著《自由宪章》第二十章《税收与再分配》之中(哈耶克,470-495,下同)。他在文中着重论述了一国税制效率和公平问题,切入点为一个税制的整体税收累进问题和累进税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事关未来社会的整体性质的决定性问题” (哈耶克区分自由社会和不自由社会),明确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税制构想。这种整体税收累进问题事实上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我国都存在。

哈耶克批评了许多国家的整体税收累进问题和累进税的弊端,肯定了比例税的有利作用。他特别关注税制的效率原则,也即税收设计的中性原则,强调税制的整体累进程度不能过高、要维护经济激励机制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尤其批判了税制中许多影响经济激励机制的做法。他所阐述的税制的公平原则也有别于我国一般教科书上所指的纳税能力原则,认为作为少数群体的穷人的权益需要保护,作为少数群体的富人的权益也需要保护,实际上是反对“多数的暴政”。哈耶克整个立论的理路可以总结见图1

 

1 哈耶克的税制原则立论理路

 

整个(自由)社会的自由秩序构成原则(宪政原则)

à   个人自由原则

à   自由企业制度的经济自由原则

à    税制原则(包括税制的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

 

 

 

 

 

 

 

 


在阐明了他的税收效率和公平原则后,哈耶克还提出了一种实际税制构想,事实上它是一种轻度的整体税收累进制度,这有助于一方面顾全低收入群体的再分配需要,另一方面维护包括富人在内的少数群体的正当利益(社会公正)。

本文在引言之后将首先评述哈耶克有关税制效率和公平原则的思想,然后介绍哈耶克有关整体税收累进、累进税制和比例税制的评述,并简述哈耶克对解决整体税收累进问题的构想,最后谈谈哈耶克的税制效率和公平思想对我国税制和再分配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二.      哈耶克意义上的税制效率和公平原则

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所作的分析遵循两个税收原则:其一为税制的效率原则,也就是即税收设计的中性原则,它是指税收制度一方面应使得税收对经济主体活动的扰动和扭曲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是指国家征税除了使纳税人因纳税而损失或牺牲这笔资金以外,最好不要再导致其他经济损失,不应产生额外负担(刘溶沧/杨之刚,187);其二为税收公平原则,他的税制公平原则有别于一般财政学教科书中所理解的纳税能力原则,哈耶克强调防范“多数暴政”和保护包括少数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个人权利,具体表现在:

(1)  最低收入群体作为少数应得到一些救济,其形式是一种比例较低的征税;

(2)  征税总额应当多高一般由多数决定,它也因此应该最大程度地承受这一税收负担;

(3)  高收入群体作为另一种少数群体,多数不应当有权对之强加歧视性的税收负担,不应对同种劳务计以不同的税后净报酬(即要保持不同纳税人每一笔收入的净额之间的相对关系),不应因为作为少数的高收入群体的收入与其他阶层的收入不合拍就使得一般的激励机制实际失效。也就是说,要遵守这样一条规则:“允许多数为扶持少数而对自己征税,但不鼓励多数对少数施加它认为正确的任何负担的行为”(哈耶克,同上)。

哈耶克所处的社会属于西方民主社会,因此,他关注防范“多数暴政”。但是,在许多东方威权主义国家,人们可能还要防范“少数暴政”。“少数暴政”危害的涵盖面更大,因为多数的意志也成了被蹂躏的对象。“少数暴政”既可以发生在国家层面,也可以发生在乡村层面。在我国绝大多数农村乡镇里,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形成原子型的分布,如同一盘散沙,其结果是“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陈桂棣、春桃,2004)。对于整个社会,“少数暴政”得以成功的途经是一致的:社会中的民众被原子化。只有多数被原子化,少数才能显示其力量。

在一般教科书中,一般把税收公平原则理解为纳税能力原则,即“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指征税应根据纳税能力平等分配和负担。”(杨之刚,1999年,215) 由此,许多学者把公平原则分解为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横向公平,或称水平公平,第二层含义为纵向公平,或称垂直公平。

不同经济学流派对于横向公平的理解和观点是不一样的。比如,一种主流观点是,“以同等的方式对待条件相同的人,即纳税能力相同者应当缴纳无差别的相同数额的税收……例如,在公平的所得税制下,具有相同收入的纳税人应交纳相同的税收”(杨之刚,1999年,218)。哈耶克对这类长期以来存在的主流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对所得的累进税会大大改变各种工作的每笔净报酬所得(而不是指个人总收入)之间的相对关系,而本来维持这种关系至关重要,累进所得税必然违背同工同酬原则,而那是“可能唯一得到公认的经济公正原则”。其实,由此哈耶克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一般财政学的税收中性效率观。哈耶克在此实际上指出了,这里存在罚勤奖懒的制度陷阱问题。哈耶克举了一个例子:两名律师接受了两件完全相同的案子,而允许他们从其酬金中保留的金额取决于每名律师在本年度挣得多少其他收入,那么他们事实上往往会为类似的努力得到非常不同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工作得非常努力,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活儿非常多,那么对应于他的进一步努力,他可能比一名活儿少或者运气差一些的人得到一笔金额更少的(边际)净额报酬。

在我国一些教科书中,纵向公平一般是指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当缴纳数额不同的税收,如以收入来衡量纳税能力,则收入较高的纳税人就应该多纳税(杨之刚,1999年,219),也就是应采取累进税。这类主流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有关连续消费行为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假设。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推翻了这类观点。其理由之一是不同人的效用是不可比较的,理由之二是,不能把边际效用递减这一设想合理应用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收入,即某人从其资源上得到的所有好处。哈耶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强有力的。只有个人自己才是评判个人效用的上帝。正因为如此,个人对社会的民主参与,社会制度对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保护至关重要。布凯南把个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民主决策称之为"个人的公共选择"(布伦南、布凯南,2004)。在一些东方威权主义国家,个人没有公共选择的机会。个人连公共选择的空间都没有,何来公共选择一说?

斯蒂格利茨在其《经济学》(被誉为继萨缪尔森之后的第四代教科书)一书中,也以“税收和再分配”作为其第24章的题目。在谈到良好税制的特点时,他列出的第一点是公平,第二点是效率(斯蒂格利茨,514-515)。尽管对公平的定义与我国许多教科书雷同,包括把公平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但是他指出公平和“漂亮”一样,各人的标准和看法不一样,并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和论述。也就是说,初眼看来,他与哈耶克的看法似乎大体差不多。不过,哈耶克更为突出效率这一维度,毕竟效率是自由企业制度及其经济自由原则的根本之所在。而且哈耶克与斯蒂格利茨之间的原则差别还不仅在于此:毕竟哈耶克关心的是一个有着自由企业制度的自由社会,关心的是构成其基础的是经济自由原则,经济自由原则包括消费者自由和生产者自由等原则,它又是哈耶克心目中自由社会的自由秩序构成原则(这是书名《自由宪章》的真实涵义)的组成部分。经济自由原则归结到税制上,就是哈耶克强调的税制效率原则。实际上,斯蒂格里茨的价值取向与哈耶克是格格不入的。斯氏对市场失灵的药方是减少个人的经济自由,管制市场,扩大国家干预。哈耶克则是维护个人的经济自由,开放市场,减少国家干预。斯氏的药方需要更多的税金,以供政府集中花费。哈耶克则是只同意政府索取必要的税金水平,以便私人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自由选择消费或者投资。从更深层面看,斯蒂格利茨和哈耶克的税收效率和公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斯蒂格利茨的税收效率和公平定义符合一般财政学上的定义。而哈耶克恰恰认为这种界定是有问题的。

纵观上文论及的哈耶克的税制公平原则,可以看出,哈耶克的税制公平观是权衡他所论证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而做出的折衷考虑。正如下文将要提及的,他在批判累进税的基础上主张考虑一种能够顾全作为少数群体的最低收入群体利益和同样作为少数的较高收入群体利益的轻度整体累进的税制。而这种折衷有助于哈耶克维护最为根本的经济自由原则,从而使得哈耶克的税制公平原则表现出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税制效率原则的特征,成为经济自由原则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里的根本逻辑是,税制效率的体现最终有利于新创造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而后者反过来增加了税制公平原则所对应的再分配绝对额,这一绝对额甚至可能远远大于遵循传统公共财政学理论中税制公平原则而能实现的再分配绝对额。由此,哈耶克对税制效率原则与公平原则是两者兼顾的,在其中,个人的经济自由得到维护,成为民主税制的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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