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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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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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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及其解决思路  

2007-01-07 17:35:52|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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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把经济主体给他人造成的成本问题叫做负外部性问题。他们习惯于经济主体自身承担的成本叫做私人成本,把其强加于他人的那部分成本叫做外部成本,把私人成本与外部成本之和叫做社会成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问题十分重要。科斯于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中可见一斑。

 

且不论我们做的许多事情给他人造成了正外部性,即外部收益,我们确实也做了许多事情,给他人造成了负外部性,即外部成本。我国的许多问题就与这种私人成本的外部化有关。

 

很多人一提起负外部性问题,就会谈到污染问题:排污者对周边环境造成外部成本,其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其实,只要你的经济活动对他人造成损害,无论是污染还是非污染损害,均造成了外部性和外部成本。

 

确实,排污者造成的污染在我国是一个巨大的外部性问题。我国属于高能耗、高污染的国家,这方面造成的外部成本和社会成本是一种天文数字。我国2003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还不到4%,但消耗的主要资源大大高于这个比重,我国石油消费占全球的7.5%,钢材占全球消费的27%,煤炭占全球的34%,水泥占全球的40%。这是一连串的低效能的投入产出比数据。其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同等产出(收益)条件下,我国的能耗成本要比其他国家高得多。高能耗的背后还有高污染问题。

 

据国家环保局2003年统计数据,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富营养化;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城市垃圾年清运量1.49亿吨,进行无害化处理的仅有一半;工业危险废物每年产生1100多万吨,处置率仅为32%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仅中国每年空气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算是相当于中国内内生产总值的3%~8%。却不论其他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这一数字已经意味着,应该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扣除相同百分比,才是我们的净经济福利(NEW)增长幅度。

 

我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关闭“五小”,即“小煤矿、 小炼油厂、 小水泥厂、小玻璃厂、 小火电厂”。其实“五小”一词在各地已经属于一种泛称,比如“小纺织”、“小造纸”、”、“小砖瓦”、 “小化肥”等等,也都被列入“五小”。“五小”企业的污染问题较多,其造成的负外部性也是事实。但是,关闭“五小”不一定是必由之路。

 

在经济学里,其实针对负外部性的最经典的解决方案是政府解决方案。经济学家庇古1920年开的经典药方是,要把社会成本高出私人成本的那部分外部成本内部化。其方法是政府对经济主体征以相当于这部分外部成本数额的税收(后人称之为庇古税),或者关闭其经营场所(就像我国政府针对“五小”的做法)。科斯1960年则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市场解决方案,即建议首先由侵害方〔如作为施加外部成本的排污企业〕和被侵害方(如被污染周边环境里的居民)进行谈判,使得双方就侵害的程度和侵害的赔偿(如允许企业的排污量和企业应该支付的补偿款)达成一致。科斯方案适合于双方达成一致的交易成本(即信息搜寻、谈判、签约和履约监督成本的统称)较低或者为零时的情况。如果过高,仍需要付诸政府解决方案。

 

对于我国的污染问题,庇古的政府解决方案和科斯的市场解决方案都需要考虑。但是,还有一种更为基础性的市场解决方案,有助于降低能耗和污染,需要我们在整个生产和消费环节加以注意。这就是资源的充分市场定价和资源开发的市场开放方案。

 

资源的充分市场定价意味着资源的定价应该包括研究、开发、生产、利用、回收、循环利用、再生以及足额的排污治污补偿成本等一系列成本。当资源的定价充分反映这些成本的时候,定价倾向于比政府补贴价、政府定价或者未完全考虑这些因素的市场定价要高,需求者对其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对提高其利用效率、强化清洁生产的重视程度就会增强。而且,研究开发者对新型替代性资源的研究开发力度就会加强,从而为下一轮经济发展奠定资源基础。

 

但是,充分市场定价需要与开放资源开发的市场准入相结合。否则市场定价就等于垄断定价,造成许多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开发资源开发的市场准入之所以重要,可以拿“五小”的整治为例。“五小”作为整体不应该成为关闭或者不开放市场准入的对象。政府应该通过设置最低市场准入条件、实施核准制对企业保持市场开放,同时严格执行环保执法。不符合环保标准不允许开工,符合就要允许开工。当前“五小”企业所处行业对民营资金正式开放度较低,如果按照上述程序开放市场准入,大量民营资金将以较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形式进入市场,而较大经营规模在解决排污方面的承受能力一般也较强。实际上,那些同类“五小”企业也可以联合进入资源开发市场。当前许多国有矿业企业圈占了大量的矿区,不允许民营企业开采,但其自身的开采面窄、开采利用效率低下。从制度安排角度看,这是一种低效率制度均衡,实际上给我国的整个资源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负外部性。开放市场将对促进这些行业的整体效率大有好处。竞争能够带来繁荣。国有矿业企业治理成本大、效率低,给整个经济造成的直接外部成本和机会成本较大。开放市场可以成为针对这一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案之一。

 

北京莲花池畔,200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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