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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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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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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成本内部化  

2007-01-07 17:27:52|  分类: 时事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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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前,与一位德国经济学家聊到当代中国问题。他说我国很大一个问题是成本外部化。当时没有深聊,但觉此话耐心寻味。仔细琢磨,情况确实如此,而对于一个法治社会,就是要做到成本内部化。

 

我国的成本外部化问题确实可以说无处不在。先拿政府来说。许多城市政府都在说要打造“责任政府”。之所以要打造“责任政府”,是因为这些政府还没有承担起责任,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或者百姓因为处于原子化状态,无力向政府问责。北京市修建五环路和绿色保护林带,据说没有给农民提供多少征地款。这样政府就把修路和造林的成本外部化到农民身上。一些城市的政府领导为了个人政绩而大兴土木,营造华而不实的巨型城市广场。政府的许多行为造成了成本,但往往需要百姓为其买单。

 

再拿我们个人来说。我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往往能够看到街道上随地吐痰,路人往往不得不侧目而过。山清水秀的江南,小溪上游有人倒马桶,下游则有人挑水饮用。上海的小巷口,稍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许多条铁丝从这边墙头伸到那边墙头,上头则挂满了花花绿绿的衣服被单,有时还净往下淌着小水滴。北京的街头小吃铺,食客大口咬着羊肉串,而把纸巾扔得四处都是。一些城市居民还从高楼居所往窗外倒水扔垃圾,殃及路人。

 

企业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我国众多厂商的产品之所以卖得便宜,与污染负担外部化有关。厂商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防范和减少有害排放物,从而污染了河流和海域。这样一来,虽然厂家节约了成本,但对百姓造成了大量污染。东部地区许多民营企业,政府官员需要对企业主说些好话,求企业为部分职工上养老保险,以便政府官员能够向上面交差。也正因为如此,我国大量出口产品的工资附加成本很低。这种低成本出口部分是以未向工人提供养老保险为代价的,被外商指斥为低成本的“社会倾销”。许多经济学家建议政府从竞争性经济领域退出,就是因为国有资本在该领域的运作会挤出民营投资,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对整个经济造成外部成本。

 

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仅空气和水污染带来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就达8%以上。这是因为我们个人和企业的污染负担外部化的结果。

 

上面一些事例都说明成本外部化给我们的经济与生活带来很大的问题。我们既知成本外部化之恶,就应追求成本内部化之善。成本内部化,无非是让制造成本者自身来承担其成本。

 

要达致成本内部化,方法很多。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对于污染成本的内部化,最容易想到的是政府解决法。比如经济学家一般提出通过征税的方式,使得所计征税额与外部化的那部分成本一致,也就是等于全社会所承担的社会成本与排污者所承担的私人成本的差额,这种税是著名经济学家庇古(Pigou)提出来的,所以被称为“庇古税”。政府解决法属于罚款法。与此不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Coase)则提出市场交易法。具体思路是在排污者和受害者产权明晰前提下,由双方自行谈判来决定污染成本的处理和赔偿问题。此外,按照《京都协议书》的规定,所有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间,必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水平削减5.2%。一些国家签署了《京都协定书》之后,就可以通过购买排污许可证获得一定数量的排污权。

 

在限制许多城市政府的形象工程方面,政治学家提出要加强百姓对决策的参与和监督,也就是加强地方民主的约束作用。

 

对于个人的“缺德”行为,伦理学家则提出要有道德教化。确实,“仁、义、礼、智、信”的修为可以帮助解决我国的许多成本外部化问题。电视连续剧《大长今》在我国之所以备受青睐,也与国人憧憬其中所展示的、国人正缺失的传统道德价值有关。

 

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在达致成本内部化之路上,我们首先遇到的敌人,就是国人自己。文豪胡适曾经于1924年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的短文,大出风头,名扬一时。“差不多先生”常常说:““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胡适那时候之所以撰写此文,是因为他觉得“差不多先生”大有人在,是“中国全国人的代表”。其实当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差不多先生”的数量之多,行为频度之高,决定了我国存在一种后果严重的群体文化,那就是“差不多文化”,“凑合文化”,“将就文化”。面对各种各样的成本外部化问题,国人采取的是“差不多”、不闻不问的态度,即便了解真情,也假装不知,采取“理性无知”的态度。缺乏公共参与意识、不认真、“差不多就得”的态度已经成为通病。

 

要使得成本内部化,得从革命“差不多先生”和“差不多文化”做起。

 

20061222,写于北京莲花池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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