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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叶知秋:冯兴元的博客

有关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观察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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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九三学社中央农林委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委员,欧洲研究会会员,欧洲研究会德国分会会员,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专业方向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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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专著《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正式出版  

2007-01-18 20:27:52|  分类: 金融专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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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成果《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冯兴元等著)于2006年11月由山西经济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感谢此前许多朋友的支持。为了使得大家了解此书,特附上我的硕士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的前言和我的博士导师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何梦笔教授的序言(未经两位事先同意,但反正图书已经印行,问题也就不大)--冯兴元

《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

李扬

据统计,2005年,乡镇企业对我国GDP的贡献已经达到25.6%。然而,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却很难从正规的融资渠道得到满足。从冯兴元副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重大课题《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以下简称《民间金融》)的调查结果看,在乡镇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者中,最主要的正式金融机构是农村信用社;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陆续从县域以下的金融市场中撤出,我国乡镇中更形成了农村信用社一家独大的局面。然而,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服务供给仍然远远落后于乡镇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正因为如此,乡镇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便程度不同地要由农村的民间金融来满足;尤其是那些小型的“草根”企业,离开了农村民间金融的支持,其发展固然无计可施,其生存甚至都会受到威胁。正因为如此,认真调查我国农村的各类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现状,认真分析它们的生存条件和运行机制,恰当评价它们的作用,进而设计一套可行的制度安排以兴利除弊,便是我国金融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冯兴元主持的这项研究,目的正是要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农村的民间金融“正名”。在运用翔实的调查资料破除了人们把农村民间金融简单地归结为“高利贷”,从而将其“妖魔化”的认识偏差的基础上,《民间金融》重点分析了民间金融存在和发展在经济上的合理性。

《民间金融》所使用的分析工具是“局部知识”范式,这是信息经济学在特定分析领域中的延伸。“局部知识”论确认:金融服务的供给者应该贴近存在局部知识的具体的人和地方去提供金融服务,满足当地的金融服务需求,从中获取回报。这也意味着,正式金融机构如果设计和利用了专门的机制去发现并利用了局部知识,可以提高机构面向需求的供给效率。

如果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或潜在提供者)各自利用自己的局部知识来提供金融服务,便产生了多样化的有针对性的金融组织,这种有针对性的金融组织制度的创新相当于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的多样性,反转来有利于发现和利用局部知识,减少市场的不完全性,增加面向需求的金融服务供给。

金融组织或者活动的多样性的一个结果便是导致更多金融工具的创新,这样形成的组织的多样性、活动的多样性和金融工具的多样性,使得农村金融市场市场逼近或者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从而大规模克服信息的不完全性。

运用上述理论来观察农村民间金融组织便可发现:农村分散的局部知识的最佳利用者,是那些着眼于贴近农村经济主体的合作金融机构、非正式金融、地方中小型商业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机构等,它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这些金融组织机构(或活动)之间竞争的存在,对于提高农村金融体系的效率以及优化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至关重要。也正是因为此类竞争始终存在,我国农村才始终存在着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长期同时并存的局面。

由于自下而上建立的金融机构或组织,能够利用其局部知识,就地就近在农户和其他金融服务需求者身边做出经营决策,因而他们是能够实现金融效率的。基于这一理论,我们便合乎逻辑地得到这样的推论:那种由“上面”主导的(因而并不熟悉局部知识)自上而下建立的组织,便没有效率的优势。同样地,由于政府不如市场主体更能因地制宜地发现和利用分散的局部知识,相对于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非正式金融来说,政府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直接参与供给的作用也是微弱的。不难看出,基于这种分析思路,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对农村金融活动放任自流,也不意味着金融监管应当放松甚至取消。相反,从局部知识分析范式中得到的结论是,政府应当做它应当做而且能够做好的事情,这就是,一方面,在农村金融服务的提供方面,积极发挥辅助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更应当在建立与维持市场秩序框架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再看看金融监管问题,局部知识范式也意味着金融监管当局在监管方面也存在不完全信息问题,这说明,对农村金融活动的监管,需要社会监管(包括存款人监管)和所有人监管相结合。进一步,我们应当鼓励金融服务供给者和需求者在自发基础上推动的贷款安全制度创新,这些创新往往可以有效地补充政府监管的不足。比如,为避免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而导致的贷款回收率低下的问题,可鼓励组建借款人连带保证小组以及组织借款人互助合作。又如,为了防范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可鼓励同类金融机构(如信用社)之间建立互助性保险基金。

应当看到,近年来,民间金融对乡镇企业和农户融资的较大作用已经越来越为政策层面和学界承认。2005年三季度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体现出的对民间金融的宽容态度,以及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鼓励建立农户资金互助组织和服务于“三农”的小额信贷组织建设的积极政策,都为民间金融的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政策法规环境。我相信,在为民间金融“正名”的基础上制定的发展农村金融体系的政策框架,定能引导我国农村金融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

冯兴元副研究员在其攻读金融学硕士学位期间是我的学生。在其学习期间,他已经显露了较好的研究能力。我作为老师,对他近几年的研究较为关注,也为其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深感欣慰。《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一书是我看到的对乡镇企业融资研究最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果。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我们较为准确、深入地把握乡镇企业融资特点、问题和解决思路,从而有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李扬

2006年6月30日,于北京

 

《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

序言

何梦笔

综观世界列国,金融安全和金融市场竞争是一对矛盾,而国家对金融系统的管制往往局间其中。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在于,坚信最好在供求双方之间存在竞争的环境中达致产品的供求平衡:正是通过竞争才表露了对协调市场各方有用的信息。这也适用于一个经济体的信贷供应情况。尽管如此,信贷市场显示出两大特点, 它们为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安全担负起责任提供了理由。一大特点是,有关借款人信用的信息的分布一方面很不对称,另一大特点是,如果各种信贷关系表现出安全度不够高的问题的时候,这可能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非常大的负外部性。在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中国正在朝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一因素:一个经济体越是具有活力和创新性,对金融市场信息加工过程的要求就越高,发生资源配置错误和障碍的风险就越大。这是否首先是在为支持加强国家管制提供理由?加强国家管制也同样明显与高昂的代价相联系,因为一个较高的金融安全水平总是以一个更大数量的、值得乐见其成的企业家活动因此不能获得融资为代价的。在此必须注意,金融管制与一个国家组织在提供信贷方面的主导和积极作用不一样。这虽然在20世纪属于一个被许多国家选择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走所谓的最小阻力道路:管制被简单理解为官僚控制和国家垄断。在某一个时段,如果这些国家由于缺乏专家或者欠缺法律框架而不能负担形式更为复杂的管制的高昂组织和交易成本,这一解决方案事实上属于相对而言最优的方案。这些考虑当然适用于中国最初的改革20年。但是,如果国家管制的条件得到改善,那么应该为竞争提供更大的空间。我相信,中国已经进入这一阶段。

一种有运作能力的、并与市场一致的金融部门管制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可以获得有关市场及其行为主体的信息。长期以来人们在此关注风头颇盛的中国股市和有价证券市场。农村部门被完全疏忽。由于农村部门经济落后,显然人们不认为它自身有着激发自身活力的潜能。但是,如果缺乏适当的信息,那么也就无法找到有运作能力的管制形式。更有甚者,恰恰是信息缺乏强化了人们所感知的金融市场不安全性,甚至助长了其不稳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自证预言。

正因为如此,本书作为农村发展研究所冯兴元副研究员所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B类课题的研究成果,属于一个里程碑。它首次描述了农村金融体系中充满活力的私人部门,同时不忽视其对公有制金融体系的嵌入性。这不是一件属于举手之劳的任务,因为首先不仅仅因为那些主体将信息隐瞒而使信息成为短缺品,而且因为那些主体往往已经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缝移动,甚或早就处在非法运作状态。这也是有关刚才所提到的自我强化过程的例证之一。国家越是加大对非正式金融定罪,信息的流动就越少,这一系统就越是不稳定,这又反过来导致人们吁求更为严厉的国家干预。

本书的一大功绩在于,根据广泛的经验信息展示,广泛存在的、认为农村非正式金融部门不稳定的担忧是站不住脚的。农村非正式金融部门不稳定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对国家管制的一种反应—而且进一步而言,一种压制恰恰不是管制。换句话说,私人的非正式信贷供给往往是一种对金融服务的过剩需求作出的反应。这一过剩需求无法由最广义的公共部门(也就是包括合作社在内)的供给加以满足。这样一种压制也几乎可以说是行不通的:与其立意相反,它导致风险日增,以及不安全和不稳定程度提高,这恰恰是由于国家放弃了一种管制,因为管制意味着承认非正式部门。

这也是本书研究的最重要的结论:如果非正式农村信贷部门得到承认而且由此赋予其某种法律形式,那么可以最佳把握该部门的风险和机会。因此管制是一些有效的治理结构的建设问题,这些有效的治理结构就是各种经济自组织的法律形式。

本报告非常明显地显示,治理机构在同等程度上关涉到市场和在市场上运作的组织:早就为人所知,中国的农村信用社自身受累于其不顶事的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向其所有人提供了过少的控制权。其结果是,科层化的农村信用社组织向农民提供的金融服务不足。这恰恰又助长了农村地区日益面向非正式部门来满足金融服务需求!这一报告一清二楚地揭示了这一对信贷供给的行政垄断会产生多么不利的影响!

作为决定性的理论范式,本课题研究报告提出了局部知识范式。这似乎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想法。但是它有着很大的实际关联。首先它涉及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独立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因为发达工业国中与“巴塞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标准化过程,同样增加了局部知识的竞争性功能发挥作用的难度。任何被“透明化”、“规范化”,被“编码”(kodifiziert)的东西,终归要流于成为一般知识,其中不真正包含企业家型的竞争优势。硅谷的相互竞争的小型软件企业,其运作基于无人可以真正评估的想法,而且许多企业也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失败是竞争性的知识创造过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风险投资者恰恰是那些掌握局部知识的、可以把这些企业家型创新性想法置于特定的时空和场合,由此作出评估。这既适用于中国的高科技,也适合于中国农村企业家型的创新性想法。金融机构由于过度的规范化而妨碍了这一非正式信贷市场的发展。这是否恰恰为替代性融资形式的产生提供激励?正如在德国,夹层资本(Mezzanine Capital)作为股权和债务之间的中间形态资本,恰恰可以解释为对新巴塞尔协定的反应。

一个真正有运作能力的农村金融体制必须承认局部知识的这一中心意义,并把制度的型塑和创新置于中心地位。正如德国的中小企业日益抱怨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是规范化努力造成的结果。中国企业家受制于其项目资金不足。在两种情况下,局部知识以及对它缺乏认可起着中心的作用。

希望农村发展研究所这一引人瞩目的研究课题之最终成果能够被吸纳到中国信贷体制改革的考虑当中来。城乡之间不平衡的信贷可得性是对农村经济发展上升过程的障碍,并由此成为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日益不平衡的一个原因。这一论题的意义远远超越了金融市场本身。

何梦笔教授、博士

德国维藤大学德中管理学院院长

德国维藤,2006年4月18日

德中管理学院正在进行第二批国际商务管理硕士(留德英文班)招生中,详情请参阅:http://www.sinogermanschool.com/index.php/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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